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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1-05 09:53:40
这些顺义妈妈宁可让孩子们学种地,或者花大钱学其他东西,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刷题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觉得这样鸡娃没有意义。另一方面,想以这样的方式不鸡娃,需要一些前提,也要付出一些代价。
文 | 易方兴
编辑 | 楚明
运营 | 月弥
周晓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被女儿的老师叫到学校。下午4点半,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的一所小学刚刚放学,女儿的几个同班同学认出了她,说:“玲玲妈妈,你又来了,玲玲今天又被老师留下了。”
在周晓看来,如果有什么事能列入成年人的十大尴尬时刻,那么被孩子的老师叫去学校训话绝对能排进前三。她今年44岁,是一家全球500强公司的中层,公司下属工作出了错,都是她批评别人,如今站在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老师面前,还要一口一个“老师费心了”。
女儿还是老问题:在学校做不完作业。老师要求学生在学校做完家庭作业,但女儿说“既然是家庭作业,为什么不能回家再写?”因为这件事,周晓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叫到学校去谈话。
周晓把这形容为女儿“小小的反抗”。她跟老师商量过,女儿做作业慢,作业又那么多,能不能回家以后再做?老师说不行,这样就跟其他孩子不同了。但为什么非要跟其他孩子一样呢?她很想这么告诉女儿,你没有错,但话到了嘴边总变成了,“没办法,学校就是这样规定的”。
同样为作业太多而苦恼的还有徐丽的儿子牛牛,牛牛也在望京读小学三年级。在北京,三年级是个特殊的时期,因为要进行统考。“学校和班级之间的成绩会进行比较。”为了不让班上的学生拖后腿,在三年级最后一个月,每个人都要刷卷子,一天做一张。有一回牛牛做了不及格,徐丽拿到卷子一看,这些题孩子是会做的呀,怎么会错呢。
牛牛是个敏感的男孩。“压力大,他会紧张,反而会出错。如果让孩子觉得学习没有意思,陷入这种循环里,就没有太大意思了。”
作业和刷题,只是鸡娃这个系统里很小的一部分。更让周晓、徐丽这些妈妈们担心的是鸡娃这个系统正试图让孩子们“变得越来越相似”。
“就像都要刷题争排名,大家还要遵守相同的规定。”比如,下课之后要靠右边走,走廊里面不能大声喧哗,不能奔跑,否则就要罚抄作业。体育课也不能自由地跑跑跳跳,而是一遍遍程式化地做操和锻炼。课间,老师会留一些课后作业,这样就方便管理。而且更让家长痛苦的是,有一部分孩子的作业都需要家长来完成,比如做手工之类。“你甚至没法让孩子自己做,因为孩子做得不好看,输给其他孩子,就是给班上丢脸。当所有孩子和家长都遵守这些规定,差异化就消失了。”
不遵守规定也会受惩罚。有天晚上睡觉前,牛牛问妈妈,“如果因为某个人的错误,老师就惩罚所有人这样对吗?”一问才知道,牛牛是被班上一个同学上课说话打扰,结果被连带着惩罚了。
更让徐丽警觉的是,在惩罚的措施之下,老师成了孩子心中的绝对权威。每次她的观点跟学校教的不一样,牛牛都会说“这是我们老师说的”。
她自己是不迷信权威的。当年从北大毕业之后,她和丈夫第一份工作都是在500强的外企。“当时公司文化是,鼓励挑战权威,你的上司对你来说不是管理者,而是服务者,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被尊重。”这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,“老师应该是学生的朋友,而不是发号施令的角色”。
更重要的是,几个妈妈同时发现,孩子回家后的笑容越来越少了。
“如果还在这种体系里,孩子会很挫败。周围的环境里大家都在拼,你不拼,就会被当成异类。”这些妈妈们想出的办法,是把孩子送去一所不鸡娃的学校。
▲ 图 / 电视剧《小舍得》截图
这些不想鸡娃的妈妈们大多集中在北京的顺义区。
刘菲的的儿子苏阳今年11岁,上四年级,每天放学回家,其他孩子可能还要参加补习班,他已经直奔家里的菜地了。他最近的兴趣是种黄瓜。
他们家住在顺义后沙峪的别墅里,拉开一层餐厅的玻璃门,外面就是自家的院子。院子有70平方米,专门开垦出一半来给儿子种地用。今年夏天,蔬菜们长势旺盛。几十颗油麦菜到了可以吃的时候,西红柿已经坐果,缠绕在架子上的黄色丝瓜花正在盛开。
他种地的兴趣是在学校培养起来的。学校的操场上有一片地,会按照二十四节气,组织学生们种植应季蔬菜,自己种菜自己吃。
“感知真实的世界是人生中的重要一课。”刘菲很认同学校的这个观点,她觉得自己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会刷题的孩子,“他的学习能力,应该是出自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热爱”。
刘菲出身于湖北一个小县城,从小到大一步一步考进当地最好的初中、高中,又经过两次高考,最终上了人大。高中每天除了考试就是刷题,直到她上了大学才面临“自我”的拷问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她大一时参加辩论,讨论人生的意义,才觉得自己从小学到高中,“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怎么考第一这件事上了”。但是,大学里优秀的同学太多,她连“考第一“也做不到了。“我当时就下决心,以后要是有了孩子,不要让我的孩子再过一遍这样的人生。”
正是为了满足这部分“觉醒“后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需求,一些反对鸡娃的私立学校诞生了。
苏阳上的学校就是其中一所。这个学校已经创办7年,起因是创办人谢康为自己的孩子找不到一所最合适的学校。她的孩子本来可以上清华附小,也放弃了,因为不愿意把孩子培养得“千篇一律”,就自己办一所。
她办的学校跟很多学校的授课内容截然不同,比如,孩子们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汉语拼音,所有的汉字都从字的起源,比如象形文字开始学起。与此同时,在学校里还要学纺织、刺绣、种菜,还有影子课,每天要外出量影子的长度,通过影子的长度算出现在的时间。
教室也不同。拿一年级来说,一年级一整个学年都围绕植物这个主题来教学,光教室里就摆了几十种学生们采集回来的植物标本;窗台上还有学生们种的几十盆植物,有满天星、迷迭香、荆芥等等,每个学生都要写植物生长的观察记录。墙壁上,还贴着“春雨惊春清谷天”等二十四节气的照片,这些也是教学的内容之一。
在这里,学科类的课程是次要的,认识世界是主要的。课表上,每天只有一节英文课,剩下的是国文经典晨读课、体能课、思维课,每周三还有半天的“外出学习”时间,会去一些植物园之类。至于音乐欣赏课,听的是勃拉姆斯《摇篮曲》、贝多芬《小步舞曲》,等等。
教室里还有一面问题墙,列出了孩子们的问题:玉米为什么是黄色的?为什么有植物?世界上的物品是根据什么来取的名字?
▲ 谷雨前后,北京门头沟某幼儿园小朋友们种下莴笋苗。图 / 视觉中国
在北京,想以这样的方式不鸡娃,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首当其冲的代价就是金钱。在顺义,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普遍都在20万元以上,还不包括参加各种活动、聚会和餐费之类。以另一所就读于私立学校的顺义妈妈刘荷为例,她给儿子报的马术夏令营,10天时间就要2万块钱。这样的夏令营,她儿子已经参加了4次。
比起参加奥数等各种培训班,以这种方式支持孩子的兴趣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。为了让儿子能够在骑马这项爱好上有所成绩,她在京郊的马场里养了两匹马,每匹马每年饲料和管理要花18万元。
最近他的儿子对骑马的兴趣有所减弱,新的兴趣是经商赚钱。一次私立学校组织出国游学,儿子专门带了一书包的故事书,到了国外租给同学们看,每本书收1块钱租金。她觉得挺有成就感,因为儿子才12岁,“就已经开始尝试这么多的可能性”。
这些顺义妈妈宁可让孩子们学种地,或者花大钱学其他东西,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刷题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觉得这样鸡娃没有意义。
顺义后沙峪,号称是中国“财富浓度”最高的地方之一。根据统计,从机场高速到火沙路,约10公里的温榆河北岸别墅带,聚集了大大小小约14个别墅盘,如果算上距离河岸1公里左右的别墅盘,更是超过20个。
“我也想过,鸡娃拼的是什么,我想很多家长拼的是上个好的小学,然后上个好的中学,最后考个好的大学,找个好的工作。那找个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?是过上好日子。”刘荷说,“对于我们来说,过好日子这事不是已经实现了吗?我们不用在这个领域拼了,我们首先是要学习如何做一个人。”
一名学校老师说,学校目前有几十名学生,近一半都是全职妈妈在带,“你要给孩子持续的关爱和关注,肯定要牺牲自己的时间”。在这样的家庭里,夫妻双方往往都是高学历、高收入,但为了培养孩子,通常妻子一方会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听起来,这或许是一种牺牲,但其中一个清华毕业的妈妈说:“我不会把我的全部生活寄托在孩子身上,每天孩子上学的时候,我会安排自己的生活,社交、骑马、做瑜伽,我自己的圈子也很忙的。”
为了不鸡娃,谢康也辞掉了外界看起来光鲜的高管职位,拿出积蓄办学校。学校一年学费定价20万左右,有人质疑过她学费不便宜,她回答说:“在中国,你就在这个内卷化的社会中,你没有办法,只有收入到了这一层的人,才有可能跳出来。”
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些顺义妈妈们追求的“不鸡娃”,似乎也是“特权”。
▲ 北京某马术俱乐部,小会员们正在学习骑马。图 / 视觉中国
女儿的笑容回来了,这让周晓觉得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。
“孩子的笑容多,是她自信的表现。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,要是没有自信,也会怀疑这件事我是不是不适合做。”到了新的学校,周晓感触最深的,是老师承认孩子的差异,并且鼓励孩子去做自己坚持的一些事情。
“在得知自己要转学的时候,我女儿还哭了,她说还挺喜欢原来班上的同学,等到了新的学校,遇到了陌生的人、陌生的老师,一开始玲玲处于自我保护或是什么,比如说小朋友之间碰了一下椅子,或是拿了一块橡皮之类的,她会发脾气大喊大叫。”
让周晓觉得安慰的是,新学校的老师并没有第一时间遏制住玲玲,“老师跟我说,要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情绪表达,他释放出这个情绪以后,慢慢找到冷静下来的方式,正确看待新的环境和新的同学”。
一些改变并不意味着,在不鸡娃的路上就会一帆风顺。这些家长们不得不踏上另一个新的战场。这个新战场充满不确定性,只能靠摸索和尝试。
直接的导火索,是孩子作文中的错别字。刘菲发现已经升入四年级的苏阳写作文错别字太多。他们先学汉字的起源,从象形文字的演变学起,到了三年级才学汉语拼音。同时,他们也不会被要求反复练字,写字的基本功不行。
这些不鸡娃的妈妈们,专门讨论过“到底应不应该练字”。刘菲说,自己和孩子父亲都是北大、清华毕业的,要面对“孩子的字写得很难看,错别字还多”这种尴尬,还是要过自己心里的那一关。
尴尬的同时,刘菲也为自己孩子作文的立意“感慨”。“写作水平比我当年强多了,作文里有对这个世界的思考。”
这正是她矛盾的一点:一方面,她觉得自己不鸡娃,培养出来的孩子有独立的自我,能够用自己的眼光认知这个世界,是远超同龄孩子的;另一方面,写字的准确率、美观度,又不如经过反复训练的的孩子。
刘菲的困惑也是妈妈们的集体困惑。最后她们得出的结论是,独立的思想和字的美观只能选一个,因为孩子的时间是有限的,“就看你觉得哪个更重要了”。
她们一致觉得,“独立的思想“更重要。
只不过,在如今,同行人并不多。“有时候走这条路,你会觉得孤独,所以需要一帮家长们报团取暖。”一组数字是,在刘菲的孩子所上的学校里,初一学生只有7人,初二学生一共只有3人,至于初三——学校还没有初三学生。他们共同要面对的问题是,未来是让孩子出国,还是在国内参加高考,或者另有选择。“说实话,我不知道。”刘菲说。
这像是一场人生实验,究竟不鸡娃到什么程度?该拼的又是什么?这些集合到一起,构成了不确定的未来。就连这所不鸡娃的校长谢康,面对自己的孩子时,也会遇到类似的困扰。在她家,洗衣机旁边有一个衣服筐,最近,她的女儿总是不把衣服丢到筐里。她反复说过多次都没有用。
后来她问自己:“我为什么非要女儿把衣服丢到那个筐里呢?如果以后女儿长大了,回想起来,自己有一个容许自己把衣服丢到筐外的妈妈,不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?”
▲ 图 / 电视剧《小欢喜》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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